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5/3/13 10:31:03   点击次数:894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年第11  发布时间:2014-12-06

黄惠运

井冈山时期(1927-1930),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等县苏维埃政权和湘赣边苏维埃政府,积累了许多成功的局部执政经验。

“到群众中去”,“分兵以发动群众”,创建执政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统一战线破裂,革命阵营缩小。如果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单纯在城市武装起义,不广泛发动农民,革命形势很难从低潮走出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鲜明地提出“到群众中去!”“分兵以发动群众”等主张,通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红色政权。

192712月,鉴于茶陵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照旧升堂审案,不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的旧衙门作风,毛泽东指示应该立即成立工农兵政府,并且为红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为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19281月,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攻占遂川后,毛泽东提出了“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术原则,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到草林,以班排为小队开展调查和宣传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恢复了草林圩场,宣布了保护中小工商业政策。对此,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1]中共中央“九月来信”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三大任务”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指出:“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并要求“红军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2]根据“九月来信”精神,毛泽东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3]

据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女红军曾志回忆:“当时,毛主席提出红军部队要完成三大任务,即:人人要会打仗,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的工作,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的工作。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我们三十二团留下来做地方工作的有两个连,还有独立营。我们机关工作的干部和连队的战士合在一起,三人至五人编成一组,一人分工一片,分散活动。白天隐蔽在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4]由此,从1927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到19282月毛泽东的部队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游击暴动,先后建立了茶陵、宁冈、遂川三县工农兵政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至此初具规模。

实行“党政分开”,建设民主政治。在井冈山红色政权建设中,为了消除“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现象,毛泽东、朱德等采取了许多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实行党政分工。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就使党在边界的干部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也使党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现象。1928112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界虽然没有党命令政权机关的事,却亦没有尊重政权机关独立的意义。党在党员乃至群众中有极大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的做了,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在各处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有的是书记兼政府主席或秘书,职务具有双重性,往往是“书记独裁”、“党包办一切”、“秘书是专权专事”。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偏向,一方面使党的组织忙于政权机关的事务工作,削弱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束缚了政权机关的积极性,降低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为了加强红色政权的建设,毛泽东等对党政关系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5]同时要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改变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的状况。

二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执政的支柱,在井冈山时期,实行了军队帮助地方的政策,红军为苏维埃政权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同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成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参加部队的管理;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实行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官兵待遇平等,“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6]

三是颁布《井冈山土地法》等政策法规。井冈山时期党和政府制定和颁发了《井冈山土地法》、《遂川县苏维埃政府布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告绿林弟兄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以及中央通告、湖南省委训令、江西省委通告等一系列法令法规文件,为苏区各项建设保驾护航,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建设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渊源。

“九月洗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9289月,毛泽东和湘赣边界特委领导开展了一场“洗党”运动,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整党运动,史称“九月洗党”。

这次整党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19285月以后,边界党组织“大发展时期”,不少投机分子乘“拉夫式”公开征收党员之机混入党内,造成党员思想与组织的严重不纯。二是地方主义现象。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 [7]三是土客籍问题。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敌人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必须加以整治。四是投机分子的反水。19286月,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由于敌人造谣诬蔑,“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8]五是“八月失败”的恶果。19288月,中共湖南省委及其代表杜修经推行“左”倾盲动错误,乘毛泽东远在永新之机,利用湘南农军要求回家的心情,指令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二十九团离开大本营宁冈,冒进湘南,使得二十九团兵败湘南,全团覆没,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保安队、挨户队、还乡团疯狂的报复,烧杀抢掠,党的组织损失惨重,造成“八月失败”。六是党员在城市难以立足。当时,根据地建设重点在乡村,党的城市工作比较薄弱,在湘赣边界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除了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还因红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因此,迫切需要通过整顿党组织等方式纠正这些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

上述问题,严重妨碍了党和红军的建设和根据地的斗争,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9]为了纯洁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毛泽东和特委决定:“9月以后,厉行洗党,对党员的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通过“洗党”,“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10]在地方,实行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的方针;在基层,着力解决土客籍矛盾,“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11]同时,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代表和贫农的成分。通过洗党,不仅纯洁了党的组织,而且加强了城市中党的工作,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产物和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又为政治和经济服务。井冈山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就是融政治、经济和文化于一体的系统工程。

一是在经济方面,注重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毛泽东指出:“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12]因此,促进生产,发展经济,解决部队给养,改善人民生活,成了红色政权建设的重要任务。在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湘赣边界党政组织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的同时,制定了“保护中小商人”的工商政策;在茨坪、大井等地设立了公营和集股两种经济形式的公卖处;在茨坪设立军械处;在桃寮村开办被服厂;在上井村创办红军造币厂。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参加挑粮运动,为建设巩固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储备充足的粮食。毛泽东亲自在邵县中村和永新扩边指导农民分田工作。192812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颁布施行了《井冈山土地法》。通过这些经济工作,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了根据地的商品经济,使红色政权建设得以巩固和发展。

二是在文化建设方面,着力做好士兵和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首先,通过标语歌谣等形式进行政治思想宣传教育,使广大党员、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明确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以及苏维埃政权的性质。19284月,朱德、毛泽东部队在宁冈龙市会师,组建了红四军,建立了宣传兵制度。规定: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队、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5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5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他们分为口头和文字两个宣传组,其任务是在大街小巷向群众宣传或挨户宣传。红军宣传的方式有标语、布告、对联、对话、决议和文件等。“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13]白军士兵也在红军刷写的“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优待俘虏”“医治白军伤兵”等标语的感召下,拖枪过来加入红军。劳苦工农也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宣传教育下提高了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他们“对于革命的认识,政权的认识,工农的武装的认识,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认识,还可以说有了相当的程度。”[14]人民群众积极跟着“毛委员”、“埃先生”闹革命,形成了军民共建根据地的新局面。

其次,通过创办军官教导队和“冬季整训”等途径,提高红军官兵的军事技能和政治觉悟。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经常到军官教导队讲课,彭德怀、滕代远等也到红军学校讲课,对红军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技术训练,使一些不知“革命”为何物的“兵士对于‘革命’二字,还有相当的认识,普通的政治常识,却还有一点点儿”。[15]

再次,普及群众文化知识。192810月,湘赣边界党的二大决议案提出:“增高同志的文化程度政治教育,同时要做识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写’‘看’能力。”[16]红四军党的六大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规定了在红军士兵中普及文化知识的几项工作:第一,厉行士兵政治教育对外作群众运动;第二,分期举行士兵识字运动;第三,启发士兵阶级觉悟,并具备文化常识;第四,筹备各种娱乐,引起士兵自动参加。会后,红四军举行了几次识字活动,具体作法是讲课、讲演、早晚点名与呼口号,向士兵灌输革命文化知识。在提高识字能力的基础上,配合油印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土地革命问答》、《分田须知》、《游击战争》、《唱十骂反革命》等小册子,在士兵和群众中广泛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提高他们建设根据地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

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17]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作了政治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的最重要部分。为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经验,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借鉴。